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？

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？

智者说

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，革命理论的宣传，因为总设计师的一句“不争论”，不再是唯一的声音，唯一的高调。一些不甘寂寞的人们，重新把中国几千年前的传统文化，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翻腾出来，满足人们理论思维和心灵慰籍的需要。

如今算来，国学热已经持续了几十年，现在的许多人仍在讲国学，也出现了许多“国学大师 ”。那么，国学的精髓是什么呢？国学讲的是中华传统文化，那么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呢？

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说的是，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糟粕是什么。发表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，获得众多点击。语音上传到喜马拉雅，几天之内就有上千人收听。这令我产生一种欠债感——中华传统文化当然不全是糟粕，其中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。我们说，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。这个主要的糟粕，我谈过了，那么，精华呢？尤其是最主要的精华是什么？这就是我在这里所要说的问题。

在中华传统文化中，有很多东西无疑是值得肯定的，比如：易经的变化哲学；孔子的君子之道；老子的辩证法；庄子的认识论，孟子的民本主张；荀子的学习之道；孙子的军事韬略；韩非子的法术势；鬼谷子的权谋之术；禅宗的禅悟；朱熹的格物致知与陆九渊、王阳明的发明本心等等，都是值得肯定与发扬的，当然还远远不止这些。

中华传统文化当然也体现了很多精神，比如；做人方面的道德精神，讲究善良、仁义、刚毅，不屈不挠，自强不息，以及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的君子精神；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、严以律己，宽于待人、讲信修睦精神；政治生活方面的公道、舍生取义精神；物质生活方面的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精神；学习方面孜孜不倦、持之以恒、不耻下问的精神，实践方面与时俱进、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；治理国家方面反对暴政的“爱民”精神；国家外交层面热爱和平的“非攻”精神；还有在天人关系层面上的畏天、事天、人定胜天的精神等等。

上述精神，无疑都是值得肯定、赞扬，值得传承、发扬的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仅仅将其中的一种精神拿出来，难免挂一漏万。那么，在所有这些精神之中，或者在这些精神之上，我们能不能找出，或者说概括出一种精神来呢？按照我的设想：这种精神是唯一的，不可替代的；这种精神理应是最伟大、最值得赞扬，最值得提倡，最值得发扬光大的；这种精神理应像内核一样，隐秘存在于上述所有精神的深处；这种精神与上述所有精神既有联系，又高于其上,悬浮其上。世界上都讲所谓的“东方智慧”，那么，这种精华就应该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最高智慧。好，就让我们来找找看——

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提出：“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，觉得外面的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，都可融会协调，和凝为一。这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一个特性”。（钱穆：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，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，第162页）钱穆先生在辞世前不久通过口授，由他的夫人笔录了一篇文章，刊登在1991年8月《中国文化》第4期上，题目叫做《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》。这个标题非常好，非常宏大，非常重要。我们总说自己的文化好。那么，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，可能会是什么呢？钱穆先生告诉我们说:“中国文化中，‘天人合一’观——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归宿处。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，主要亦即此。”

著名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认为：“‘天人合一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。中外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,哪一个也回避不开。但是,对这个命题的理解、解释和阐述,却相当分歧。”季羡林先生对于《中华思想大辞典》中“主张‘天人合一’，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”的观点，持完全肯定的态度。认为“这是很有见地的话，这是比较广义的理解，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”（季羡林：《‘天人合一’新解》，载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 1993年01期 ）

毫无疑义，两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，均提到了“天人合一”，而且都是颇有深意的。那么，“天人合一”是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，是不是可以作为中华文化所提倡的最伟大精神呢？

中国古有“天人合一”之说，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，经过董仲舒等学者的阐述，由宋明理学总结并明确提出。“天人合一”最深刻的思想内涵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以为，迷信于所谓的“天人感应”自然是不可取的；望文生义，单纯地理解为人与自然的统一也是肤浅的。“天人合一”是不是一种文化精神？从中是否可以概括出一种精神呢？我以为，完全可以。但是这种概括，必须从更高的哲学层面来进行。

从“天人合一”中可以概括出一种什么精神呢？我觉得，有一个词汇比较准确和恰当，这就是“圆融”。我以为，中华文化的精髓，就在于“圆融”二字，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伟大精神是“圆融”精神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
从哲学的意义上讲，首先需要作出解释的问题是：天是什么？我以为，天是自然，是客观，是客体，是物质；那么，人是什么呢？我以为，人是意识、是主观、是主体，是精神。“天人合一”的本质含义在于，思维和存在、精神与物质的圆融。在认识领域，是主观与客观的圆融合一；在实践领域，是主体与客体的圆融合一。

佛教起源于印度、尼泊尔一带。自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以后，有了很大的发展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佛教思想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对于佛教进行本土化的改造。

佛教与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在于，佛祖不是说自己是神，而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智慧上的觉悟者。佛教所提倡的，不是拜佛祖为神，而是要你自己像佛祖学习，如何达到觉悟的境界。

佛家讲“不二法门”。这个不二法门究竟是什么意义呢？如今我们讲不二法门，是唯一的、没有其他的方法和路径。其实，原初的意义不是这样。

这个词的出处是《维摩诘经·入不二法门品》。原话是，“如我意者，于一切法无言无说，无示无识，离诸问答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分析起来，这个“不二”，就是主客圆融。如果“二”了，那便是主客两分了。“不二”了，达到了主客圆融的境界，一切法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不过来的。都是无法明确显示的，都是无法作为一种明确的知识的。超脱于任何问答之上。

在藏传佛教的寺院里，我们会看到一排可依次转动的经筒，少则几个，多则几十个。还有的人在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转经筒，不停地转。有的汉传佛教的寺院里也有，只是不太多。

佛教为什么要转经筒呢？有的解释说，上面有“唵(ong)、 嘛(ma)、呢(ni)、叭(bei)、咪(mi)、哞 (hong)”六字真言。每转一次就相当于把经筒里的佛经读诵了一遍，可以消业增福。还有的说，转经筒的结构大同小异。它的里面有一张用藏文写满的经，因为在奴隶制时代，藏民大多不识字，所以把经装在转经筒里，每转一圈，相当于诵经一遍。

在我看来，不论这些解释出于何处，联系到佛经的奥妙与真谛，这些解释都是不够恰当的。即比较世俗，又很牵强。你转起来，能看得清那六字真言吗？你说转一圈相当于看一遍，这个“相当于”，到底是不是真正看了一遍，还是没看呢？如此说来，怎么有一点欺瞒与蒙骗的味道？

如果我们真正深入去理解佛经的微言大义，便可以作出另外的解释。佛教讲大智圆融，讲不二法门。用哲学的话语讲，就是主客圆融。佛家讲转经筒，和太极图的圆融转动也是一样的。如此说来，佛家的思想与主张，就与我们传统文化的“天人合一”有了相通与共鸣。

上升到哲学的层面，我们来分析一下，天人合一所蕴含的“圆融”精神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，为什么具有统摄的意义呢？

哲学本身都有哪些内容呢？首先是本体论，即对于世界及其本源的认识。其次，是认识论，就是人们总结自己的认识过程，从而得出的结论。再次，是真理观，人们得出的认识，换个名词叫做真理。那么，对于真理本身的看法，就是真理观。所有这些哲学层面的认识，就是元哲学。就是抽象于其他知识之上的最高的学问。当然，在具体领域，还有经济哲学、政治哲学、文化哲学等等。

就像一个婴儿指着某件物品，啊啊地叫着一样，人类最初仅仅用某种名词性的符号表示物件时，还不算是文化。只有当人类将这个名词与其他词汇链接在一起的时候，才有了文化。而这种链接最初所呈现的特点，便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质。

文化的概念很大。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多。人类的一切精神成就，人类在客观物质上所留下一切精神痕迹，都可以归之于文化。然而，文化本身终究还是可以区分的。从大方面讲，我们可以把人类的一切行为归之于两种，第一种是认识活动，第二种是实践活动。按照这种区分，我们也可以把文化区分认识和实践两个部分，复杂一点讲，第一种，是人类对于一切事物的认识，及其对于这种认识行为本身的反思；第二种，是人类根据自己的认识从事实践活动并且对于自身实践行为的反思。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于文化作出区分：

第一是人类对于世界及其本源的认识，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终极追问；从哲学的意义上讲，即所谓的本体论。

第二是人类对于自身认识行为的反思，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认识经验的总结；从哲学的意义上讲，即所谓的认识论。

第三是人类对于自身认识成果的反思，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认识成果的反思；从哲学的意义上讲，即所谓的真理观。

第四是人类对于自身实践活动的反思，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实践经验的总结；从哲学的意义上讲，即所谓的实践论。

第五是人类自身的及其社会行为认识，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为人处世的经验总结，从哲学的意义上讲，是即所谓人生哲学、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。

一、终极追问——本体论意义上的圆融。

我是谁？我是怎么来的？我要到哪里去？有人说，这是人类的终极追问。到底是不是终极追问呢？我认为还不是，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要问你是谁？从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还需要继续追问下去，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怎样的，是怎么来的，会怎样变化与发展。这才是把问题推向了极致，追问到了终极。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到，就是哲学上所谓的本体论。

那么，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是如何认识世界的本体及其起源的呢？

老子说，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”。老子认为，道（规律）是先于事物而存在的。老子这个“道”是不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呢？这个无法证明，我们暂时不用管。且听他接着说，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。世界上的万物就是这么来的。对老子的这句著名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倒过来向上推：万物是三演化而来的，三与二比，是个多。那么这个三是怎么来的呢？是阴阳之二衍生的；而这个二，又是由一演化而来的，这个“一”就是大一统的一。老子在五千言的《道德经》中，还有“周行而不殆” 之说，以及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 ，“万物各得其和而生”的论断。在后来的道教《太平经》的中，也有“阴阳者象天地以治事，和合万物，圣人亦当和合万物，成天心，顺阴阳而行”的教义。

在《国语·郑语》中，有一句很著名的话，道是：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。意思是说，只有各不相同的东西取长补短，圆融和合，才能产生和发展万物，如果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，只能停留在原有的状态，不可能变化发展。就像男人和男人在一起，不能生孩子；女人和女人在一起不能生孩子一样。

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中国有个“太极图”，这个图和我们古代的“众经之首”——“易经”有关。太极图的图形，是一对阴阳鱼。一阴一阳。我们看到的太极图，都是静止不动的，是一种“定格”的状态，就像面对一个活动的物体，我们拍照一样。物体是活动，而照片上的图像却是固定不动的。在我们看来，阴是阴，阳是阳。事实上，真实的情形不是这样。这个阴阳鱼是动态的，旋转着的。这种旋转就体现为一种圆融。

宋代周敦颐有个《太极图说》。顾名思义，是对太极图的一个说明。全文仅249个字。他认为，在太极之先有个无极。其中还有这样的话，道是：“太极动而生阳”，“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二气交感，化生万物。”他告诉我们太极是“动”的。他说出的这个“动”字，意义非凡。他还强调“二气交感”,然后才有了万物。二气交感不正是二气的圆融吗？

按照宋代张载的说法，充满宇宙浑沌无间的太虚之气，在不断进行着“郁蒸凝聚、健顺动止”等不同形式的变化。这种运动变化的原因是，太虚之气是阴阳之二气的合和体，阴阳交互变化而生万物。阳气的特性是清、浮、升、动；阴气的特性是浊、沉、降、静。

阴阳、雌雄的圆融交合可以解释有机物的发生与发展。对于无机物而言，能够解释得通吗？当然也可以。有机物中有雌雄之别，无机物中同样有正负电子之别。异性相吸，同性相斥，是一个普遍性的物理规律。在自然界，我们可以根据物质属性的不同，解释很多力的产生，因而也可以解释很多的运动变化。比如风力，风是怎么来的？因为冷空气与暖空气的交汇。电闪雷鸣是怎么产生的？是因为带有正负电荷的云团相遇。

世界万物分分合合，合合分分。我们看上去是分的，其实又何尝不是合在一起的；我们看上去合在一起，又何尝不是分开的。对于世界上的事物，可以一分为二，也可以合二为一。

阴阳圆融，运动变化。我们的传统文化，不仅找到了世界的本源，而且找到了世界发展、运动变化的原因及其动力。

二、反思认识：认识论意义上的圆融。

什么是认识？所谓的认识，是认辩与识别。通过这种认辩与识别，我们了解了客观事物，在所有的事物中区别出了“这一个”，即所谓的“此在”。我们有关事物的知识，有些是直接获得的，有些是间接获得的。严格地说，我们直接获得知识，是真正意义的认识，而间接获得的知识，不是自己认识的结果，是别人告诉的结果。譬如，我们在荒野上看到了一个人，和他有了接触，逐渐认识了他。如果先有人给我们介绍某某人，我们再去逐步了解，验证其他人告诉我们的结论，我们便是首先接受了别人的认识。享受着别人的认识结果。毫无疑问，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去直接认识，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，我们不可能去直接认识一切事物，也没有必要将别人的认识过程重复一遍。我们总需要传承前人留下来的知识。遗憾的是，在这种传承前人知识的过程中，我们的头脑里塞满了太多的别人留给我们的知识，以至于我们丧失了直接认识事物的能力。

那么，我们怎么才能完成和实现真正意义的认识呢？这就需要我们对于认识行为本身进行必要的反思与总结。自古以来，人们一直在探索认识的奥妙。对于认识本身的反思，世界上的思想大师们留下了很多结论。就像人们在怎么也说不清的时候，要借助比喻和形容一样，思想大师们对于认识的奥妙也作出了很多的形容。譬如洛克的“白板说”、斯宾诺莎的“符合说”、解构主义者的“解构说”等等。

那么，在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中，古代的先贤们是如何总结自己的认识经验的呢？

先来看看庄子是怎么说的。我读《庄子》，尤其喜欢他的《齐物论》。所谓的“齐物”，是指天下万物包括人都是齐一的。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。《齐物论》看似属于本体论的范畴，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的。他揭示了认识的本质、展现了一种崇高的认识境界。他提出的所谓“乘物游心”的境界，就是我们作为认识主体的人，与我们所认识的客体，与天地万物圆融一体。就是我们驾乘着万物遨游，附着于万物之上，与万物在一起感受其万千变化。

孟子提出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意思是说，尽自己的善心，就是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。而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，就懂得了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。保存自己的善心，养护自己的本性，就可以遵从自然规律，与天地万物圆融共振了。在心性、心智、道德智慧修养达到一定境界之时，则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。孟子告诫我们，要加强自己的心性修养，才能达到与自然万物，及其规律圆融一体的境界。

公元667年 正月初八，惠能来到了广州的法性寺。当时主持法师印宗正在讲涅槃经，惠能在座下参听。风吹幡动，两个僧人争论起来，一个说是幡在动，一个说是风在动。惠能听了说：“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而是仁者心动。”风在吹动，幡在飘动，都属于自然现象。如果将其作为“认知结果”提将出来，那么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心，无疑是不可缺位的。心若没有认识到，心没“动”，一切的“动”作为认知结果都是不复存在的。事实上，惠能的心动，也只是提出了主观方面的动。风在动，幡在动，属于客观的动，心动，属于主观的动，只有主观与客观的动，叠加在一起，圆融在一起，才有正确的认识结果。

我读张载，比较感兴趣的，是他的“视天下无一物非我”的论断，意思是说，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事物不是和我一体的。天地万物都是和我的心迭印在一起的。他的弟子吕大临也提出“物我兼体”。同样也体会出了物与我、主观与客观圆融一体的境界。

程颐认为,，认识事物的关键乃在“心”。心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非在外也”，意思是说，心与天地符合在一起，才能感受天地规律，从而树立自己的品德，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。日月光明似乎是自在的，但是只有我们心与日月同在，日月在我们的心中才是明亮的。有鉴于此，程颐提出，致知重“内感”，不重外面事物。程颐还提出了“定性”的理论。“定性”实际就是“定心”，即如何使人做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。他认为，要使内心平静，不受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，就应该做到即接触事物，又不执著、不留恋于任何事物，“内外两忘”，超越自我。

朱熹强调，只有达到“物格知至”，方可进入圣贤之域。“格物致知”的具体内容是“穷天理，明人伦，讲圣言，通事故。”朱熹主张要通过格具体之物，致知大道理。格物的目的当然不是把精力花在草木、器用的研究上，那就如散兵游勇那样，回不到老家。他说：“兀然存心乎草木、器用之间，此何学问？如此而望有所得，是炊沙而欲成饭也。”用沙子怎么能做出饭来呢？

陆九渊认为，“人皆有是心，心皆具是理，心即理也。”“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”，所谓"心即是理"，毋须在读书穷理方面过多地费功夫，要“脱略文字，直趋本根”。

很多人都知道王阳明的龙场悟道。他悟到了什么呢？他说：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，心即理。在他看来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。”这就是著名的王阳明的“龙场悟道”。七年之后，王阳明对这次略带传奇色彩的悟道经历回顾总结到：“谪官龙场，居夷处困，动心忍性之余，恍若有悟，体验探求，再更寒暑，证诸五经、四子，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。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。”王阳明说的是，我被贬官，来到了贵州的龙场，住在这个蛮荒之地，生活很困难。在受到各种刺激，努力克制自己的同时，恍然有所醒悟，于是用心去体验探索。在寒暑更迭中，验证经典中那些圣贤们说过的话，自己的思绪像江河奔向大海那样汹涌顺畅。我由衷地感叹自己的豁然开朗，圣贤们那些玄妙的大道理，就像平坦的大路，展现在我的面前。

我们中国人讲究顿悟、感悟、直观，这种心与物的圆融无碍，这种伴随着快感与喜悦的认识方法与路径，就是被西方称之为神秘主义的东方智慧。

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最首要的任务是什么？是认识这个世界。怎么才能实现这个认识呢？就是我们古代先贤所谓的“心”与“物”的圆融。用哲学的词汇来讲，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圆融。主客圆融，方有认知。主客圆融方能达到认识的最高境界。

三、拷问成果：真理观意义上的圆融。

《老子》开篇就惊世骇俗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。意思是说，道，真理、规律之类的东西，可以说，可以道明，但不是一般地言说；我们可以名状事物，但不是一般地名状。我总是愿意把老子这句话与释迦摩尼的“不可说，不可说，说了即为错”联系在一起。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真理是唯一的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真理是不可反驳的。真理浑然天成，个数难分，说不完，道不尽。我们平时所尊崇的智者，为什么说起话来，总让人摸不着头脑，总让我们觉得四六不着，总让我们觉得故弄玄虚，总是不给我们希望得到的直接回答，总是有一种天机不可泄露的神秘呢？就是因为，他所体验到的真理无法实在用语言来表达。

中国佛家讲“万法圆融”，这个所谓的“万法圆融”，意味着万千真理圆融一体，全部真理圆融一体。

在中国，有这样一个佛门中的故事，说的是两个小和尚争论问题。老和尚走了过来，一个小和尚问：“师傅，我说的对不对？”老和尚回答说：“对。”另外一个小和尚问：“师傅，哪是我说错了？”老和尚笑着说：“你说的也对。”两个小和尚面面相觑，老和尚接着说：“走，喝茶去。”

人们常讲：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。人们还常说：“人嘴两扇皮，咋说咋有理”。 在普通的老百姓那里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意义完全相反的朴素的抽象思维。譬如，一种是“勤俭持家”，相关的论断有——“过日子嘛，既要有搂钱的耙子，又要有装钱的匣子。不怕耙子掉了齿，就怕匣子掉了底”、“有米一锅，有柴一灶，不是正经过日子人家”。另有一些论断及其依据，则明显与前面的相反，“小钱靠挣，大钱靠命”、“马不吃夜草不肥，人没有外财不富”、“钱是冤种，越花越涌”等等。

我们在日常说话中，总喜欢作出类似的转折，一方面讲什么什么，又接着说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；“虽然”怎么怎么的，“但是”又如何如何；刚刚说了一番话，马上用一个“不过”，又折回到反面去了。简简单单的两面，构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圆。说的相对比较圆满了，没有过头、没有遗漏。

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追求的是什么？是“圆满”二字。不圆，意味着缺失。我们所要明白的道理，无疑是应该圆满的，没有缺失的。我们在智慧上的终极目标，是把握所有的真理，而这所有的真理理应是圆融一体的。

如果我们在内心中达到了万法圆融的境界，那么，我们就体会到了古人所谓的“言不尽意”，就会感受到了语言的局限。

如果我们在内心中达到了万法圆融的境界，就体会到了古人所谓的“可意会不可言传”的精妙。

所有的真理不仅是圆的，而且是活的。当人类的理性把真理这只小鸟抓在手里，一经用语言进行宣告，这只活生生的小鸟立即就变成了死去的标本，变成了僵死的、极端的、片面的教条。如果人类看清了这种无奈的结局，认识的触角就抵近了一个新的高峰：如何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美妙圆融，让真理这只小鸟活在灵动的体验之中呢？我的回答是，首先要让所有的真理在我们心里美妙地圆融为一体。

四、行为总结：实践意义上的主客圆融。

中国古代有一本讲军事谋略的书，叫做《孙子兵法》。军事战争无疑是性命攸关的实践活动。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什么呢？孙子告诉我们说：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。意思是说，了解敌人，了解自己，历经百战才不会有危险。那么，如何做到知彼知己呢？

从实践的意义上，庄子给我们做了一个形象的描述。这个描述，见之于他的《庖丁解牛》。庄子的笔下庖丁这样说：

“起初我宰牛的时候，眼里看到的是一只完整的牛；三年以后，再未见过完整的牛了。”这个庖丁潜台词的意思是说：只看见骨肉相间、骨肉相分离的一种存在。庖丁接着说：“现在，我凭精神和牛接触，而不用眼睛去看，感官停止了，而精神在活动。依照牛的生理上的天然结构，砍入牛体筋骨相接的缝隙，顺着骨节间的空处进刀，依照牛体本来的构造，筋脉经络相连的地方和筋骨结合的地方，尚且不曾拿刀碰到过，更何况大骨呢！技术好的厨师每年更换一把刀，那是用刀割断筋肉割坏的；技术一般的厨师每月就得更换一把刀，是因为砍骨头而将刀砍坏的。如今，我这把刀用了十九年，所宰的牛有几千头了，但刀刃锋利得就像刚在磨刀石上磨好的一样。那牛的骨节有间隙，而刀刃很薄；用很薄的刀刃插入有空隙的骨节，宽宽绰绰地，那么刀刃的运转必然是有余地的啊！因此，十九年来，刀刃还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。虽然是这样，每当碰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，我看到那里很难下刀，就小心翼翼地提高警惕，视力集中到一点，动作缓慢下来，动起刀来非常轻，哗啦一声，牛的骨和肉一下子就解开了，就像泥土散落在地上一样。”

庄子这篇文章，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，被总结归纳出了一句著名的成语，这个成语叫做什么呢？游刃有余。如果我们凡事都能够做到“游刃有余”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?毫无疑问，意味着实践的成功。

庄子的文章还没完，他接着写道，那庖丁“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之。”意思是说：庖丁提着刀站立起来，为自己的成功举目四望，为自己的成功悠然自得，心满意足，然后把刀擦抹干净，收藏起来。一个完满的杀牛过程结束了。庖丁的收势动作，让我们想到了一个高超的剑客的收势，想到了书法大师、绘画大师在完成一部满意作品时的收笔动作。

就一切实践活动而言，我们所向往的，就是达到一种游刃有余、出神入化的境界，要达到这种境界，需要具有什么条件呢？那就是我们作为主体本身，要做到对于客体的完全了解与把握，要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美妙圆融。虽然都是主体行为所施加之对象，这种客体有着三个方面的内涵：

其一是工具性的。工具是主体的延伸。譬如，剑客的剑，画家的笔，车工的车床等，对于这种工具性的客体，圆融的目标是要实现人们所谓的人剑合一、人笔合一等等。

其二是整体性的。在很多情况下，不同的个体组成一个整体，这就存在着作为主体的单独个体与其他个体，与整体的协调配合、圆融一致的问题。譬如说，一个篮球运动员，要与其他队员在篮球场上做好配合。

其三是对象性的。即纯粹的对象客体，譬如一个车工所要车的零件。对于这种对象性的客体，圆融的目标要实现完全的了解与把握。所谓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。我们不仅要知己，而且要知彼。了解自己行为所要施加的对象、对方、对手、敌人，要像了解自己一样。要深入其中，圆融一体。平时我们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，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吗？”这种比喻虽然不够美，不够恰当，但是，却准确地说出了，与自己的行为所要施加的客体，应该达到何等程度的圆融。

为了更方便地理解实践意义上的这种圆融，我们以篮球运动为例：

首先，你作为球员是“主”，而你手中的篮球是“客”。优秀的球员，在训练中球不离手，手不离球，反复训练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“球我合一”。一个好的后卫，要能够把球顺利地运到前场。在你拍动篮球的时候，篮球与手的接触只有短暂的瞬间，如果你做到了“球我合一”，那么，球就如同“粘”在你的手上一样，永远不会脱手，谁也断不去。在你投篮的瞬间也是一样，你做到了“球我合一”，那么随着你的投出，那篮球就会随着你“意念”顺利地进入篮筐。

其次，你作为球员是“主”，其他的队友是“客”。篮球比赛像足球、排球一样，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，尤其强调整体配合。这就需要在练“配合”中找到那种“他我合一”的感觉。在瞬息万变的比赛场上，容不得你四处张望个遍，冥冥中你感觉他应该在那里，球传过去了，他果然就在那里。冥冥中你感觉到他会把球传给你，你做好了准备，球果然就传过来了。如果你以为他会投篮，已经做好了抢篮板的准备，结果，他反而把球向你传过来了，这就糟透了。

最后，你作为球员是“主”，对手球员是“客”。这本来是一对矛盾，如何能够“圆融一体”呢？我们可以把这种“对抗”看作是一种“对舞”。你找到了感觉，那么，精彩的表现就属于你，观众的掌声就属于你。冥冥之中，你要能够感觉他要向哪里移动，他要做什么动作。篮球的精髓在于找到“空位”。无论你的对手多么高大，都不会盖住半场。你找到了空位，你才能顺利地接到球，你才能在“黄金半秒”的瞬间把球投进篮筐。同样，你做到了和对方球员的“他我合一”，你便可能移动到他的前面，顺利把球断下。你便可能在他投球的瞬间，完成一次不犯规的完美“盖帽”。

如果我们以上所说的，可以通过语言来理解的话，那么，我下面要说的话，则需要用心去体验了：如果你做到了主体与客体的圆融合一，那么，你会体验到对客体的一种情感；你会体验到一种快感；你还会体验到一种随心所欲满足感。

五、社会理论：处理社会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圆融。即人文哲学意义上的圆融。

“中华民族”这一概念所包含的，不是单纯的汉族。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，还包含着众多的少数民族。伟大的中华文明传承至今，生生不息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，虽然有过元朝、清朝等少数民族统治时期，但是，大汉民族并没有灭亡，中华传统文化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断裂。以汉民族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，在兼收并蓄的同时，融汇了各少数民族文化。中华民族本身也实现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大融合。

我们的大中国，好大的一个家。我们国家的人口，占世界的四分之一。同时，我们的疆域也相当辽阔。和其他国家比起来，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大呢？这与我们国家当初的封建专制体系的完善有关。更主要的，是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，及其文化心理有关。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，在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上，讲究一个“和”字。我们有世人为之惊叹的万里长城。这个万里长城，从秦始皇到明代，一直在修。但是，它作为一种军事设施，却是防御性质的。隐藏在这种修建行为背后的文化心理是什么呢？我不侵略你，你也别来侵略我，大家相安无事。宁可把公主送出去嫁给你，也不要打仗了。圆满地融合在一起，多好。

《尚书·尧典》提出，亲睦九族，协和万邦。在我们的古典文献《礼记·礼运》中，还有所谓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的大同社会理想。

从人生哲学的意义上讲，老子讲，“挫其锐，解其纷；和其光，同其尘。”意思是，消磨锋锐，不要事事“咬尖”，避免和消除纷扰，调和光芒，不要“各色”，要和尘土一样普通与平凡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提出，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，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”。

墨子告诫人们说：“离散不能相和合”。墨子特别强调“非攻”，意思是不要去主动进攻别人。为了阻止楚国攻打宋国，墨子曾与公输般进行模拟攻防，以此说服公输般放弃进攻，结果获得了成功。墨子晚年到了齐国，又力图劝止项子牛征伐鲁国。

孟子说，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。《管子》有言：“畜之以道，则民和；养之以德，则民合。和合故能谐”。

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处理民族之间、国家之间的关系上，我们中华民族一直主张“和平”、“和谐”、“协和”，坚守和平主义。我们主张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。在这种主张的背后，潜藏着一个基本道理，那就是：你让我生，我让你生，你不让我安生，你自己也不得安生。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这个道理衍化为一种基本的哲学理念，那就是，圆融——大家最好圆满地融合在一起。

阴阳圆融，化生万物；主观与客观圆融，可以达到认识的最高境界；万法圆融，可以真正把握真理；主体与客体的圆融，可以达到实践的最高境界；人与人，民族与民族，国与国之间的圆融，则可以实现美好的大同社会。

从对于世界及其本源的认识，对于世界运动变化的原因与规律的认识，到对于认识过程本身的反思；从对于认识结果即真理的反思，到对于实践真理的过程的反思；从具体的为人处事，到治理国家和处理国际关系，传统的中华文化自始至终隐含着一个特有的基因密码，那就是圆融，圆满地融合。这个恰恰就是我们值得自豪与骄傲，值得发扬光大的文化精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