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文明被誉为世界唯一连续发展的文明，给中国人最伟大的自豪。那么这个文明其文化如何呢？人类的生物性欲望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从没有跨越这个认知，儒家的“民本思想”就是这个欲望的理想，农业革命形成的文明秩序是文化选择的制度形式。但人存在的本质矛盾从来没有停止冲突，文化演化的意义同生物演化一样在于选择，使文化基因的突变适应人类社会生存的自身完善。用中国文化的语言就是，“德”要符合“道”，中国历史的悲剧就在于，“道”是什么？从来也没有显现出来，从没有突破“民本思想”初级的文化选择，这也是中国哲学没有发展到真正认识论的结局，始终没有看到人存在的本质，即使看到了人的激情，也停留于感性的思维，以“自然”代替“自由”，退回到生物演化模式，即动物性的生存状态去。而弘扬着“主旋律”的儒家主义文化，日益枯竭、平乏，根本就无法有文化基因的突变，那个形式的制度秩序的天下只能在循环中转圈。企图乾纲独揽，江山永固，恐怕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。这不是要历史逆转，对古人的叩问，而是对今人的启迪。伟大的罗马帝国从来没有被复兴，复兴的只是《罗马法》。绵延历史的骄傲曾屏障我们的双眼，循环魔咒挥之不去。如果没有现代文明的冲击，恐怕难于唤醒中国人的独立思想，也可能永远也看不到一个不同的“物种”，也很难有文化基因的突变。就像梁漱溟先生断言的：“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，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，就是再走三百年、五百年、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、火车、飞行艇、科学方法和「德谟克拉西」精神产生出来。”
民主体制的政治形式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，经历了人类政治自觉的艰难演进过程。它是基于自由和平等之上，自它初生以来，就焕发着极强的生命力。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有“民本主义”，“民本”与“民主”一字之差，中国为何没有跨越这一步之差？按徐复观先生的观点是，中国传统政治是“双重主体”，“在中国过去，政治中存在有一个基本的矛盾问题。政治的理念，民才是主体；而政治的现实，则君又是主体。”[《学术与政治之间》徐复观] 徐复观先生的观点显然拔高了儒家的“民本思想”的理念，儒的初心并没有民乃政治主体的深刻认识，不过是知道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的道理，这是一切政治最初显的道理。“民为贵”的观念只是告诫君王要善待民众，即“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。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。”[魏征《谏太宗十思疏》]。因为儒家眼里，天道五行造就了一个“群分”的人类，早就区分了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的“常道”。中国的“政”，甲骨文的写法是
“正”的右边是“攴”字，像一个人拿着棍子在打你。古人认为，有德之人，才行正道；不行正道者，就要有刑罚使你正，这就是政治的“政”。中国政治，即为刑法治人，让你有德。而孔子压根就认为“小人”，即普通民众难于有德，天生就是要“政治”的对象，“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；困而学之又其次也;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”[《论语·季氏》],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[《论语· 理仁》]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[《论语· 泰伯》]这个知，不是“知识”的“知”，而是道德的礼“知”，民只要让他按照“礼”的要求做就行了。“不必使其知道那一套东西是什么，即管好他们就行了。所谓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，必偃”[《论语·颜渊》]，政治若民为主体岂不乱套了。所以须“正名”，就是要搞清楚社会上人的“名分”，孔子强调“为政必先正名”，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错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”[《论语· 子路》] 只有这样，才知“礼”有“德”，社会稳定和谐。这也就是柏拉图的“金、银、铜铁”三种人，各守其分，各尽其责的社会正义说。如果传统文化早就有了“民之主体”的政治理念，何以要等到3000年后与西方化接触，才知道「德谟克拉西」。不过，这个“双重主体”的观点倒确实道出了中国传统政治背离人性本质，其一治一乱循环历史的根本性。“民本”没有走到“民主”，徐先生借用牟宗三在《国史精神发展的解析》著作里的话说：“中国历史上有‘治权的民主，但没有政权的民主’（牟宗三）。其原因为黑格尔所说的中国有合理的自由，而无主体的自由（个人自觉自由）。……没有政权的民主，所以治权的民主，也得不到保障，没有主体的自由，所以合理的自由，也常为之破坏。”[《学术与政治之间》] 徐复观继续谈到，牟宗三认为，中国文化缺少“分解的尽理的精神”，即中国有了仁性的发展，而缺乏理性的发展。这其实揭示了中国文化思维的缺陷，以感性思维发展了道德“理”性，而没有上升到理性思维而进入“知性”（智性），“格物致知”的“知”偏偏不是知物的“理”，而是穷“良知”的“理”。从而也得不到科学与民主。
学者施展说，缺乏生存论的中华文化的普遍性使“个体的尊严在此种历史循环中荡然无存，辉煌的文明也有沦落为动物性生存的危险”[《枢纽—3000年的中国》]。跨出循环历史的魔圈，今天中国正面临中华文明向海洋文化为标志的普世文明的转化，实现现代转型，成为中国历史之精神现象学运动必须的目标方向。这新一轮的历史，我们不应该重蹈“动物性生存”的陷阱，这就要求中华民族完成对自身传统的超越，在物质、文化（精神）两方面，从现实的实力、理想、制度三个层面上完成自己的世界主义转型。民主体制的形式契合了思想、言论、出版、结社、选举的自由，以及少数服从多数、多数尊重少数等原则的自由的内容，民主的形式与这些内容是统一的。但民主政治的实质在于，形式具有普遍性的意义，应用到政治的具体问题上去，涵摄于思想言论自由的原则之下，各种多数与少数的关系，都遵循“少数服从多数、多数尊重少数”的原则。于时被涵摄的东西，即系政治的内容；而可以涵摄的本身，即系政治的形式。“只有民主主义的政治，即所谓民主政治，是以涵摄众异为其自身的内容的，所以只有民主政治，才具备了政治的普遍性，才可以构成政治的形式”[《学术与政治之间》]。儒家依据“民本”提出的“圣贤思想”，在今天的民主政治中完全可以焕发新的光辉，升华为民主的内容被民主的形式所涵摄。不过这个圣贤的精神不再是外在的“道法自然”的“德”，而是康德“道德律”下的“自律”。这是传统文化生命力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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